时间: 2024-01-27 16:19:48 | 作者: 输送设备系列
经过了一上午的忙碌，终于到了午休时刻，你再次感叹，当个社畜为什么这么辛苦，这个班难道就非上不可吗？甚至有时你会忍不住质疑，我现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意义吗？几百年之后还能留下任何我存在过的痕迹吗？
说不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两千多年前“社畜们”的工作成果，直到今天还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见到。比如，你现在仍然能在博物馆中看到那些古老的人工制品，甚至是大名鼎鼎精美绝伦的国宝级古董，比如长信宫灯，比如明代成化鸡缸杯。
我们惊叹于这些迷人器物能跨越时间的精巧时，很少有人能想起，其实这么多东西在几千年前也是当时“社畜们”的KPI和打工日常。当时的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普普通通，辛劳，疲惫，重复，没想过这些渺小的痕迹最终会留存多久。
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打工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秦汉工匠。两千年的“社畜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也有试用期考核？他们也需要完整每个季度的固定KPI？他们也有年假和调休？李安敦在著作《秦汉工匠》中这样说道，“没有一件古物造出来时就为了摆入博物馆橱窗的。”
问了这样一些问题之后，透过《秦汉工匠》这本书，我们或许能对秦汉时期男男女女“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说不定你今天做的繁琐日常，正在某个远方被惊叹和珍视。
女工、男工在作坊里工作。实际上，作坊是一个流动和灵活的概念，因为不管在固定的场所还是在临时工地，只要兼具必需的材料和劳动力，就会形成作坊。秦汉时期，工匠的作坊一般称为作室。例如，汉都长安未央宫生产区的入口称为作室门，这其实是未央宫的侧门，远在正宫门之外，也远在皇帝的视野范围之外。秦代至西汉初期，官营作坊的正式名称是“工室”（artisan chamber）。
通常，它简称为“工”，根据其生产规模和内部组织架构的不同，能够理解为“作坊”或“工厂”。本书屡次提及的著名皇家作坊是蜀郡西工（位于现今四川省成都市）。另一个更古老但较少提及的作坊是作府。时至今日，这个词仍可指青铜礼器和玉器的生产及储存场所。作坊的类型多种多样。有些作坊露天而建，而其他作坊则设在室内（作坊名带有“室”字做后缀）。
显然，没有一点一处秦汉时期的作坊能完好地保存至今，供人研究，能反映秦汉时期作坊的图像也相当稀缺。不过，少数汉代明器，以及画像石和砖，还是比较确切地呈现了作坊的形制。洛阳附近的东汉墓葬出土了一件完好的建筑明器，应该是一座小型酿酒作坊。
酿酒作坊。东汉，约公元 100 年—220 年。陶。长 48.4 厘米，高 32 厘米。河南省博物院。图片引自河南博物院编：《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 年，图 61
它是悬山式顶（即单跨结构，屋顶呈坡形），三面有墙，一面敞开。屋子内外摆满了案、双层案、方桌、罐、臼和杵、双耳扁壶和其他经营生意所需的用具。陶作坊模型呈现的开放式结构让伙计能在晴天走到室外，并方便退回屋檐下躲避不测风云。据此也能推断，做好的食物可能就直接从敞开的店面卖出去。四川画像砖上的酒铺浮雕也印证了这种店面布局。尽管酿酒坊严格来讲不是生产器物的作坊，但它们在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下图展示了洛阳附近的西汉墓葬出土的一组建筑明器，共计3件。考古挖掘者认为这是一组染坊。所有建筑的设计风格都颇为简约，这些建筑看起来相当简陋，也没有特殊功能，但其他两座建筑的特征则可以佐证其为染坊的说法。下图中带有转轮的水槽应该是作研磨颜料之用，而另外两张图中的炉灶则可能用于烹煮植物染料和浸泡纺织品。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三座建筑也都有一面是敞开的。
纺织品染坊。西汉，约公元前 50 年—公元 8 年。陶。（图一）高 50 厘米，宽46厘米。（图二）高 43 厘米，宽52 厘 米。（图三）高46厘米，宽 34.5 厘米。河南博物院。图片引自河南博物院编：《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 年，图58—图60
男孩和女孩能够最终靠好几种途径成为工匠。他们或许生在工匠之家而承继家业，或者经由家人和熟人推荐而拜师学艺。正如第六章所探讨的那样，他们也可能是成为奴隶、刑徒或服徭役之后，被分配去做工匠的活儿。
我们对工匠如何得到训练一事知之甚少。大多数作坊由一个或两个常驻的工匠师傅来经营，他们会带一些学徒和佣工 。根据铭文和文献的记载 ，工匠师傅尊称为“师”，这是师徒制度中十分常见的称呼 。有时 ，“师”这个名衔会加在某个专门的工艺领域后面。因此，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或制图家会被称为“画师”。师傅的学徒称为“弟”或“弟子”，这是对拜师学艺的人的惯用称谓。一座公元 147 年的汉代石阙上刻有题记，当中提到两名参与建造的石工，一位叫孟季，另一位叫季弟卯 ，因此后者可能是石雕师孟季的徒弟，名为卯。
但这种解释也未必确切，因为“弟”字也可解作“弟弟”。在某些情况下，特定作坊中师傅和徒弟的作品能被区分开，甚至在同一件作品上也能分辨出他们各自负责的部分。通常，师傅完成作品的初步构设，并负责重要的细节，而徒弟通常被安排去做重复而毫无创意的工作，例如雕刻装饰边框或刷绘大色块。下图是公元 3 世纪上半叶的漆盘，产自东汉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
圆盘中央有两个手执木条的男孩在打架 ，这个场景刻画得非常精细 ，很可能是由漆器人物画师傅完成的。相比而言，环绕圆盘的海带和鱼则颇为粗糙，呈罗马风格 ，在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方银器上也可见。右图的场景与之类似，但完全出自经验比较丰富的师傅之手，高下立见。很显然 ，左图中的圆盘由画师负责中间部分 ，由学徒负责周边的次要部分 ，是他们合作的成果。
三国童子对棍图漆盘（左图）。约公元 200 年—249 年。木胎漆器。直径 14 厘米。图片由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提供。出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公元 249 年去世）墓
季札挂剑图漆盘（右图）。约公元 200 年—249 年。木胎夹纻漆器，配鎏金青铜底座。直径 24.8 厘米。图片由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提供。出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公元 249 年去世）墓
根据作坊的传统，徒弟需要将师傅的手艺代代相传。这些秘密的技术通常称为“法”。如果师傅没有儿子或其他弟子来继承他的传统，那么他的这门手艺就会被称为“绝”。史料没有说明一个私营作坊中的学徒需要用多少个月或多少年来学习工艺，才能独当一面。不过，关于官方工匠的培训期则有详细记载。可资参考的史料仍是睡虎地遗址出土的秦律和张家山遗址出土的汉律。从相关律令来看，秦汉时期，官方从有前途的工匠候选人中进行层层选拔，只有最出色的三成候选人能接受培训。
这些男女工匠需要先做两年学徒，才可以获得完整的工匠资格。律令中没有按不同艺术门类的难度进行区分。培训的第一年是试用期，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新工”需要从经营官方作坊的师傅那里学习基本工艺。在战国晚期和秦代，进行教学和作坊监督的人被称为“工师”，到汉代则被称为“造工”。在试用期内，当学徒的工匠要达到独立熟练工匠的五成功力。只有在通过了第一年的考核之后，他们的家人才可以获得专门给予官方工匠家庭的税务豁免待遇。
到了第二年末，学徒应该能完成与熟练工匠一样多的工作量。如果他/她在两年内提前掌握了手艺，那么这个情况就会被上报给官营作坊里的上级，而且这名新工将获得金钱奖赏。但如果两年之后 ，他/她仍然“巧不成”（未掌握全部手艺），这就会被记录在其档案中。根据汉律，他/她将无缘成为官方工匠。
秦汉的培训制度似乎过于理想，而且缺乏弹性。相比之下 ，《唐六典》（成书于公元 739 年）所记载的唐代培训制度和《书》（成书于公元 1060 年）的《百官志》都考虑到各项工艺难度有别。掌管唐代大多数官营作坊的机构少府丞，根据各项工艺的难度和学习任务的繁重程度，将培训分为九级。金、银、青铜等金工活（包括铸造、雕刻、镂空和镶嵌）需要的训练最多。这些领域的学徒有整整四年时间来学习工艺。复杂的木工活（如制作马车和乐器等）培训期为三年。
唐代人称为“平慢”（普通）的手工艺则和秦汉律令中规定的一样，培训期为两年。竹、漆和木等许多手工活的培训则为期一年。再往下，唐律中提到的“杂艺”则需要四五十天到九个月不等的培训时间。如此短促的培训可能只针对简单而重复的工作，它反映出作坊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批量生产和质量控制是两项互补的传统，它们也是秦汉时期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尤其是在官营作坊中。20世纪，学者通过考古和出土文献研究，揭示出秦汉时期的批量生产技术。据研究，最晚从公元前3世纪起，古代中国的作坊就广泛采用了节约人力物力的方法，而我们常常以为此法是欧洲工业革命或者甚至更晚的时候工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才发明的。秦汉时期，全国已经建立了精细的劳动专业化分工、零部件标准化、模块化结构、库存核算和专业管理的机构，追求以较少的人力物力成本来生产尽量多的器物。
如果一位手工师傅从头到尾地制造一件器物，他/她会将物品和制作的步骤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他/她会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发现并纠正所有设计上的缺陷或制作中的纰漏。然而，如果一件器物是在装配线上完成的，那么每位工匠就只会注意到整一个完整的过程的其中一个环节。他/她无法从这个分散而零碎的过程中发现在连贯性、对称性或整体美感效果方面的大问题。这就是怎么回事批量生产技术往往需要一些质量控制环节来查找缺陷。
在中国，质量控制的大范围应用始于战国中期。当时对个人和集体责任的追究都与日俱增，在各诸侯国内的官僚制度不断被强化的背景下，无论阶级，所有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只有有功之人才可以获得奖赏。
这种行政管理技巧即后来所称的法家思想，人们常认为它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不过当时的铭文证据显示，其他诸侯国也普遍采用这种思想。但是，秦国在完善官僚责任制方面的确成就突出，它将这个制度完善到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揭示了一个不断审查所有作坊和生产流程的行政系统，律令要求度量衡必须统一，并由轮换的观察员按时进行检查，原料和成品的质量及标准尺寸也在检查之列。
在整条生产链中的每名官方工匠都对自己的工作负有个人责任，一定要按照律令和官方程序的规定，在成品上标明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秦汉律令还规定，私营作坊里的工匠如果想生产可在市场售卖的漆器，必须先通知地方当局。
之后，他们必在每个成品上刻上自己的全名和生产日期。在官营作坊中，偷工减料的自由工匠会被罚款，而刑徒和奴隶则处鞭刑。精工良作也会获得奖赏，但商鞅等人设计的秦制似乎惩大于奖。官营作坊出产器物上的铭文也有助于材料核算。每个产品都有标准的尺寸和名称，其定制数量也遵照国家严格规定的配额。该系统严格核算原材料，这可以轻松又有效监控浪费和挪用现象。
工匠的上班时间取决于他们的雇用条件和一年当中不同的季节。由于宫廷作坊中的工匠必须始终受到作坊官员的监督，人们推测他们的上班时间与主管相同。在汉代，作坊官员像其他文吏那样，可能每工作 5 天就有 1 天时间休息。这天被称为“休沐”，用以休息、洗发，及沐浴，是汉代的法定假日。由于官员在工作日通常住在官邸，也在那里就寝，所以这一天是唯一能回家探亲的日子。因此，我们大家可以推测，宮廷作坊中的自由工匠和服徭役工匠也可能每 5 天就有 1 天可以休息，并能回家探望住在附近的家人。
作坊官员每年也享有一些节假日，包括冬至、夏至、伏日、新年和腊，官方工匠也应该如是。及至唐代，法定节假日已增加到每年53天，而“周末”休假则减少到每10天有1天。工匠每天的工作时长取决于日照时间。秦律和唐律都写明，冬季的上班时间应该比夏季短，因而工作量也相应较少。
当然，工匠可以焚膏继晷地工作，但灯油成本、着火的危险，以及疲劳所导致的效益递减，都使得宫廷作坊普遍不这样做。据推测，私营作坊可以随意制定上班时间。但是 ，有些活动会受到一天当中的时段限制。比如说，假如工匠在官方集市里经营一个摊位来卖产品，他们就必须等到晌午，在集市塔楼响过鼓声之后，一天的交易才能开始。交易会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工匠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前和之后都可能忙于制作和准备，但至少在 9 世纪前，中国抑制商业，因此贸易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
由于体力劳动会对工匠的身体造成繁重的负担，秦汉时期某些手工业很显然要承担额外风险，这些风险对工匠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伤害尤甚。人类能想象壁画画工要面对的风险，他们需要准备有毒的白色铅颜料；也能想象玉雕石工的风险，他们所吸入的细微玉石粉尘会导致矽肺。我们不光能想象汉代工匠面临的危险，也能从文献和考古证据中探究这些工作环境中的健康威胁因素。
在秦汉时期的所有手工行业中，冶金业工人面临的危害可以说是最大的。在金属品制造的每个阶段，工匠都可能面临爆炸、受伤和有毒物质的危害。金属开采的最初阶段包括采矿和矿石加工。随后的冶炼阶段中最关键的成分是大量木炭，它不仅为熔化金属而供应热量，还供应了金属从矿石中释出的化学反应所需的碳。这些碳是砍伐树木后将原木放在炭炉中炙烤而形成的。滥伐树木、获得木炭的做法会导致广泛的水土流失，甚至导致气候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汉代曾经发生过一起悲剧，它导致过百名工人死亡。
使用高炉冶炼铁矿石是整个冶金过程中最危险的步骤之一。最为灾难性的高炉事故是熔炉壁开裂，熔化的金属液从裂缝中迸流出来。据《汉书》记载，在公元前27年2月或3月，时为汉成帝统治期间，发生了一起高炉迸裂事故。事发于沛县（位于今江苏省）铁官，当时有13名工匠正在高炉边工作。
他们大部分正在鼓动风箱输送空气。当他们打开熔炉侧面的阀门，准备排掉炉渣并放出铁水时，没有一点东西流出来。突然间，熔炉开始发出怪声。有人说听起来如滚滚雷声，“隆隆”作响。也有人说听着更像鼓声。工人惊慌失措，仓皇逃离。旋即发生了巨大爆炸，整个熔炉裂成碎片。当工人返回勘察破坏程度的时候，发现地面被炸出一个巨大的爆炸坑。熔炉被炸成 11块，所有熔炼铁如流星般飞溅而出，散落一地。
在汉代，除了冶炼和铸造过程中存在爆炸危险外，负责加工金属品的工匠也面临着更多细微的潜在风险。当时，为富人制作青铜器通常要在铸造之后进行鎏金或鎏银。这道工序需要将贵金属与液态汞混合，形成黏性的金汞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涂刷在青铜器物的表面，再置于烤炉内进行低温烘烤（250℃～ 350℃），让多余的汞挥发，从而使金或银贴合在器物表面，形成金属层。
这种工艺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因为中国最古老的鎏金器物可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或前 4 世纪，比西方可知的最古老的汞鎏金制品至少早了2个世纪。汞蒸馏法是先秦时期的炼金术士发明的，最先他们用这种方法来制作其实有毒的“不死之药”。后来汉代人将这种金汞混合液涂刷在器物表面，称为“黄涂”。这样的一个过程唐代以后被称为“鎏金”。
这项工作显然危机四伏：汞合金溶液被加热后，会释出有毒的汞蒸汽。如果防护不足或通风措施做得不够好，那么工匠最终会因汞中毒（神经系统损坏、肾功能损伤、肺病，等等）而痛不欲生。但是，如果工匠只是暴露在微量的毒素环境下，汞中毒的症状可能数十年后才会出现。根据铭文记录，一位名叫古的黄涂匠在官方漆器作坊里至少工作了 8 年。
相比于金属工艺对工匠的潜在致命危险而言，漆器制造中的风险只能算得上是令人烦恼。清漆液取自漆树，是有毒的太平洋漆树的近亲。在完全凝固之前，漆液及其蒸汽对人体有毒，接触后可引致严重的皮炎（表皮发炎）。秦汉时期，这种毒性对髹工而言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危害，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
据马王堆 3 号墓出土的汉代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漆器引发的皮炎被称为“髹”。治疗方法有好几种，包括请人驱魔。据说，其中一种更符合药理依据的疗法就是做好防护。皮炎在现今东亚的髹工中仍相当普遍。有关日本髹工学徒的最新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学员在教学开始个月内就患上皮炎。
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病例的过敏症状在初次暴露后 9 至 10 个月内就会消失，但前提是工匠要持续暴露在漆液中，并且暴露时间逐渐加长。用行话来说，他们变得“皮实”了。用医学术语来讲就是脱敏。日本的流行传统认为，髹工应咀嚼生漆，以加速脱敏过程。该现象解释了为何上述汉代这种针对生漆液皮炎的疗法能够达到终身免疫的效果。髹工也需避免吸入生漆气体，因为漆液皮炎不仅仅由接触引起。吸入漆蒸汽可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反复打磨漆器表面以备涂刷下一层漆的过程会导致有毒的微粒弥漫在整个作坊的空气中。
汉代的髹工可能还要在又热又湿的环境中几乎赤身裸体地工作。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汤执中（Père d’Incarville）观察到，18 世纪的中国髹工必须脱掉几乎所有衣服，以防灰尘和纤维落在未干的漆器上，对涂层造成破坏。近乎赤裸地工作能让工匠更轻松，因为漆器作坊常常需要人为地保持比较高的温度和湿度。漆液涂层聚合的化学反应需要25℃～ 30℃的恒定温度以及 75% ～ 85% 的相对湿度。华南地区天然具备这些条件，但北方则需要通过将水倒在烧热的岩石上来人为创造条件，就像欧洲的桑拿房一样。
透过文物，讲述阶层流动、经营算计、男女分工、罪与罚、汗与泪的秦汉工匠史。
本书不仅是一部可称“如何把沉默的人造物转化为言语性史料”的美术史方法论示范，同时也是“近25年来，对汉代社会经济史最重要的英文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