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共道未来”2010年会议在京召开。“共道未来”会议是一系列旨在解决国际核心问题的全球峰会，今年是第二次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0余名顶级科学家、商界领袖、决策者和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思想家聚集一堂，共同商讨解决目前能源需求和未来能源问题的新途径。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及西门子公司共同主办。
针对今年8月震惊海内外的京藏高速堵车事件，曾有媒体指出，高速公路上几乎有一半的车都是运煤车。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煤炭能源的依赖。再加上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使得许多人“谈煤色变”。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对《科学时报》记者说：“煤炭绝对是有希望的。石油、煤炭、天然气就这样被烧掉了，其实是非常可惜的。石油、煤炭都是非常好的工业原料。我相信在未来，这些能源都能够被更好地使用。尤其是煤，煤基的化学化工产品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清洁煤的能源技术也在日益完善。比如可以把煤转变成清洁性很高的甲醇、乙醇、丁醇等其他的能源形式。”李家洋介绍说，“现在，中科院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煤做工业化工原料的清洁煤技术体系，并已投入到生产当中。比如在河南就已建成年产300万吨的煤化工生产基地。”
同时，李家洋也认为，对我国煤产区进行规划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我国能源的消耗区和产出区效能不配套，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方法。
“比如，这些地区究竟应该是运煤，还是输电？如果是输电，就能采用坑口发电的方式，然后将煤渣回填等等，对环境会比较好。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短时期的巨大投资，比如建输电线、大型发电厂之类。我认为还是有必要作出这样的调整，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否则中国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李家洋说。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在大会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说，中国的节能提效工程中，对煤炭和石油两种化石能源的节约是关键。
杜祥琬表示，高效利用化石能源是我们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的三大战略之一，黑色能源应当逐步绿色化。
煤炭现在是中国的主导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70%，贡献很大，但形态比较粗放、比较低效。杜祥琬认为，煤炭在总能耗中的比重应逐步下降。
“我们认为有可能是在2050年把煤炭在总能源当中的比例压到40%，甚至35%以下。煤炭年消耗总量在最近几年还会有所提高，但完全有可能是在2030年之前让煤炭年消耗量总量达到峰值，之后我国能源增长的总量将由新的绿色能源补充。而煤炭的洁净度、效率将慢慢地提高。煤炭的战略地位将从主导能源调整为重要的基础能源。”杜祥琬说。
石油和天然气在中国是位列第二的能源，又是对外依存度比较大的能源。杜祥琬认为，石油发展的策略应该是节约、发展替代、加强勘探、适量引进。“中国石油现在每年消耗量是4亿吨，自己生产2亿吨，进口2亿吨，但并没有完全用在点子上。比如北京每天早晨堵车造成的汽油浪费、污染排放都是很严重的。”
近年来，大热的新能源似乎是解决中国乃至全球未来能源问题的希望。杜祥琬在主题演讲中也说：“现在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新能源，以期为人类创造一个有序发展的基础。通过占领新能源技术战略的制高点，把人类社会转型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的阶段。”
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认为，发展新能源先要明确对新能源概念的界定。
新能源的“新”是相对的。煤层气算不算是新能源？洁净煤技术算不算是新能源？水能和太阳能，我国古代就用它们来作动力，它们算不算是新能源？
姜鑫民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新能源应该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有些能源的状态早就存在了，从资源的角度它们并不算新。最关键的是它们的利用方式，比如煤炭，如果能做到低碳清洁，那么就可以叫做新能源。所以资源形式或许没有变化，但只要利用的方式、技术变了，就可以叫做新能源。”
“另一个特点，就是原先发展的规模比较小，现在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发展的能源，比如核能、煤层气，它们也可以叫做新能源。”姜鑫民补充道。
对于新能源企业的发展问题，姜鑫民认为，新的东西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政府在产业的起步阶段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新能源企业一定要发展自己的竞争力。
“现在新能源企业的上马热潮并不全是坏事，这说明大家对这件事有积极性。但这种热潮会随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慢慢冷静下来。如果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就上马，出现资源调节不好的问题，最终造成企业亏损，有些企业就会慢慢退出竞争。”
目前，我国对新能源企业的态度是鼓励的，但也要依照国家的规划来发展。“比如智能电网，受电网承担接受的能力大小、与电网的衔接方式、客户的真实需求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各个部门和行业很好地衔接起来，这一个项目才能很好地运作。”姜鑫民说。
杜祥琬表示，中国正在加快核能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发展，使它逐步成为中国绿色能源的支柱。他随即对未来各种新能源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一系列预估。
比如，目前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还非常小，在总电力中只占1%多一点；而到205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提高到16%，电能贡献将占到22%，核能将成中国能源的支柱。
可再生能源当中，目前国家发展的重点是水电。水电是很成熟的技术，可以稳步发展，目前我国装机容量刚刚达到2亿千瓦，到2030年有望达到3亿千瓦，之后还可以再进一步发展。
而非水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贡献目前虽然微不足道，但到2050年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整个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加起来，有望占中国总能源的1/4以上。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到2050年有望减少4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会作出重大贡献。
杜祥琬强调，对于具体数字的预测可能会出现误差，但总体的战略发展的新趋势是不会错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也说：“不管100年后我们用的是什么形式的能源，只要能做到方便、清洁、便宜，那就够了。”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仍在持续增长。因此，国际上许多媒体称赞，“中国模式”很成功。但杜祥琬认为，中国还没形成一个成熟、全面、完备、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模式”。
“中国如何可持续发展，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探讨中国模式。”杜祥琬说，“中国模式还在探索中，必须创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我认为，绿色低碳能源战略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要素。这条道路的创新，将是中国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贡献，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
“科技合作跨越时空，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对各国发展有共用性，这样就为国际合作开创了新的领域和广阔的空间。”杜祥琬说。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面向未来的清洁能源”项目中方首席科学家包信和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二氧化碳减排是全球共同的事情，所以非常需要各方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最近，中国和美国合作建立了一个能源研究机构，但总投入只有1500万美元，还是比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大投资研究二氧化碳的处理问题。国际社会也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基金，进行二氧化碳处理方法的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包括知识产权壁垒应该打破，应该降低，特别是在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上。”包信和说。
在讨论有关能源未来的话题中，从政治、技术、经济三个角度来看，它们既有相似点，也有彼此之间的冲突。那么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使三方相互协调起来，使得能源的生产、供应以及使用更加平稳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委员会执行主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任能源与环境顾问Jason Grumet认为，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很关键。虽然从长远来看，合作是必然趋势。但从现在的情形来看，竞争是健康有利的。从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不管是政府之间的竞争，还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都促进了美国的发展。
李俊峰则表示，能源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行业。比如有的企业是中国的，但投资来自华尔街，技术来自德国、日本，这已经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产物。若能够进一步消除政治上的壁垒，通过竞争与合作，能源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正如“共道未来”会议所强调的，科学家、管理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战胜当今时代的挑战至关重要。
杜祥琬最后说：“看看今天的世界，确实充满不少矛盾、斗争和冲突。但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非常赞成通过这样一个论坛，加强各国之间，包括科学家、决策者之间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