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各界都特别强调二氧化碳减排，这很好。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了另外的问题。在强调二氧化碳减排时反倒忽视了燃煤发电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岳光溪近日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这样表示：治理包括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是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国是一个缺油富煤的国家，煤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比较高。实现燃煤的高效利用自然成为中国节能减排目标能否能实现的关键。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背景，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迅速，应用场景范围广。
岳光溪介绍道，上世纪60年代，美国首先提出洁净煤技术的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达到高潮，但当时主要是解决粉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重金属排放等污染物排放问题。“因此洁净煤技术是由污染控制起家的，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将二氧化碳减排考虑进去。”
岳光溪强调，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是从煤起家，借助石油发展起来。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油价飞涨的局面，不得不以煤为基础实现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着大量燃煤带来的污染体排放问题。
“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发展到发达走不了捷径。一旦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结束，各种能耗和排放自然就下来了。” 岳光溪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充分的利用近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加速这个工业化过程。
“但现在的误区是强调二氧化碳减排，却不够重视环境污染，尤其是环保标准的制定存在很大问题。”岳光溪说。
污染治理有这么一条技术规律：去掉90%的污染物可能花10%的成本，但要去掉剩下10%的污染物却要花90%的成本。
“我国现在的情况就是把排放标准提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企业成本提高到没办法承受，又缺乏监管和配套措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照排不误。” 岳光溪认为，实际上，我国制定环保政策的重点应不是无限提高排放标准，而是提出一条适合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技术上行得通的、企业负担得起的、政府补贴得起的标准，然后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再慢慢地提高排放标准。
岳光溪举例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但实际上大气监测结果却显示大气污染物只降低到平时80%左右的水平。
“可见相比于实现不了的高标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可行的标准和政策。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先抓大头。” 岳光溪说。
据介绍，国外发达国家在制定环保标准时都是以企业能达到为前提，慢慢地提高标准，但在管理上很严格，保证标准能够执行。如美国的电厂排放标准是由环保部门和电力部门联合在考察企业现存技术的基础之上制定的。其基本哲学就是一定要具有一种现存技术，使得标准在技术上可行，同时在经济上可承担。标准的提升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
“这些问题应引起环保部门的注意。”岳光溪建议，我国环保部门在制定标准时应把主要力量放在可行性和执行力上，应先考察社会经济水平和企业承担接受的能力，提出和企业技术能力配合得当的标准。同时加大行政成本，严格执法和监管。
